广东省美协版画艺委会副主任、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潘行健教授曾撰文专论胡一川的版画艺术,他认为,胡一川的用刀,不及古元的丰富、李桦的硬朗、新波的缜密以及永玉的灵巧而显得特别单纯精炼。有些画面甚至似乎可以数得出用了多少刀刻出来;对黑白规律,他没有太多的讲究。
在胡—川的大多作品里,基本上不把灰调子作为独立的元素去使用,而是主要从物象的结构骨架着眼更重视对画面的整体调控,从而直接形成黑白灰的全局架构。画面在视觉上显得明快和跳动——在明快中时有精彩的黑白对比,在跳动中显出强烈的节奏。大刀刻小形、厚拙含畅快、奔放藏精心体现出对木刻艺术的良好直觉。
如果说胡一川到延安前的作品(如《饥民》、《失业工人》、《牢房》等)乃至延安初期作品(如《组织起来》、《胜利品》等)的基调是深沉、凝重而不无压抑的,那么在延安时期,胡一川画面则出现了明朗、单纯、大方、朴实的审美取向,如同美术界的“白话文”,具有一种革新的意义。——阴刻基本上变成了阳刻;占据画面的大黑块变成大白块;大量暗面阴影的运用变成结构与固有色的结合。画面明快、造型清晰、语言朴素、立意直白。火柴盒大小的画面可以把战斗场面、劳动生活、乡村景色表现得生动有致,平实可信;一公分见方的头像能够把某个真实的人物表现得明确可辩。
对于胡一川来说,这既是木刻技法的提高又不啻是木刻技法的提高。及至《军民合作》、《十大任务》等木刻年画,线条造型与色彩平涂结合运用,背景大块留空处理,大量文字在画面一起出现等等,更是直接借鉴了民间年画的语言和手法,认同了大众的审美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