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当时苏州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大都市，也是天主教传入的最早地区之一。
据《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四章记载，万历二十七年，利玛窦因瞿汝夔的关系来到苏州，本想留下，但最后还是去了南京。此后，郭居静、毕方济、罗如望等西方传教士先后来苏州传道，明末苏州府各邑有教堂八处，清初在通和坊建造了城内第一所教堂。宗教美术品是当时传道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就说，《利玛窦中国札记》和毕方济的《画答》“皆言及用西洋画及西洋雕版画以为在中国传教之辅助而收大成效之事”。当时无论教内教外，苏州人接触宗教绘画，虽不能说熟视无睹，但至少是习见为常，熟悉这一别开生面的绘画样式。
其二，当时苏州引领全国时尚，时尚是以高质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为条件的。苏州社会向以奢侈著称，张瀚《松窗梦语》卷七所谓“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自晚明炽盛起来的这一奢侈风气，客观上起了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平衡的作用。
陆揖《兼蕴堂杂著摘钞》说：“予每阵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舀之，其居人按时出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苏州奢侈之风，体现在包括衣饰、饮食、陈设、游赏、观览、百工乃至言行举止诸多方面，影响各地，作为最新时代风尚，被好事者纷纷仿效。苏州人有意识倡导和引领这种风尚，也就需要标新立异，追求和创造新样奇致，这就是工艺品制作的“苏意”所在。同样，接受并利用西画技法，改造和绘制装饰性年画，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也是时尚意识的反映。
其三，当时与奢侈风气相联系的，就是仿作名家书画，这早在沈周时代已多传闻，晚明以后更为兴盛，俨然分工合作，以作坊式生产，古董行内称为“苏州片”。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一说：“国初苏州专诸巷有钦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伪书画，近来所传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赵令攘、范宽、燕文贵、赵伯驹、赵孟坚、马和之、苏汉臣、刘松年、马远、赵孟頫、钱选、苏大年、王冕、高克恭、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诸家，小条短幅，巨册长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谓之‘钦家款’。余少时尚见一钦姓者，在虎丘卖书画，贫苦异常，此其苗裔也。从此遂开风气，作伪日多。”
赵汝珍《古玩指南》则分析了“苏州片”出世的另一个原因，说是有不少失意的士大夫，“家居无聊，只有以书画作排遣，既不能访名师、觅良友，只有摹仿古名书画，以资增进兴趣。但志在功名，不欲以此遗笑社会，故款题均照仿不变。且每于国体变更时，士大夫为全名节计，多隐居不仕，专以摹仿古名书画为事。明末清初之时，此事尤盛，在书画史上此时为作者多产时期，日公然集会结社，肆力摹造。今日肆厂上流行一种所谓‘老苏州片子’者，即系明末遗民不欲事清而出此一途也。”故这种“老苏州片子”很可能就是启发“苏州片”的先声。
“苏州片”也有高下文野之分，以适应不同的消费者。顾禄《桐桥倚樟录》卷十说：“山塘画铺以沙氏为最著，谓之沙相，所绘则有天官、三星、人物故事，以及山水、花草、翎毛，而画美人为尤工耳。鬻者多外来游客与公馆行台，以及酒肆茶坊，盖价廉工省，买即悬之，乐其便也。”那是比较大众化的。就“苏州片”画铺和年画铺来说，虽然一是笔绘，一是印版，但属同一行业，或有经常性合作。故当年画参用西画技法，或即由“苏州片”画铺起稿。从传世作品来看，“苏州片”的痕迹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市廛俗景的表现上。如乾隆五年《姑苏万年桥图》的起稿者钦震，或就是专诸巷钦氏的后人。
这是“姑苏版”之所以在苏州出现的社会基础和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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