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交易场所作为我国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衔接供需、活跃贸易、市场定价、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大宗商品交易场所作为承接生产端与消费端的交界点，其高质量的发展，有利于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升级，刺激内需，将为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加快交易模式创新，放大交易场所经济功能
大宗商品交易场所要立足于现货交易，逐步探路发展中远期订单交易、中远期合约、衍生品交易，在场外衍生品交易模式探索创新上不断前进。要把产能预售、提单交易和保价交易等具体单一模式集中为一个交易体系以更好的高质量服务实体。集成化的交易、结算和金融服务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种组合的设计要考虑各类型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比如采用“点价基差+产能预售”，“产能预售+保价交易”、“集货+单向竞价”等多种交易模式组合。
（二）场内场外协同发展，促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2022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推动交易平台优化升级，鼓励打造综合性商品交易平台，加快推进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的核心功能是场内定价，交易的是标准化的合约，但产业客户的需求是多样化、非标化的，这个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的不匹配：期货合约标准化和企业个性化的需求不匹配；期货市场高度集中和现货市场分散经营不匹配；期货市场单一风险控制方法和企业综合风险管理需求不匹配。大宗商品交易场所更多是满足了交易所标准化产品之外对同一商品更为个性化的交易需求，与期货交易所现有产品形成了一定互补效应。同一标的的不同产品形成了分布式、区域性的定价影响力。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应作为期货市场场外非标业务的有效补充，充分发挥场内与场外协同的作用。
（三）扩大对外开放，着力提升价格影响力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近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要求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通过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期货交易所和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勇做金融开放的排头兵。近期以来，部分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分别在各自的业务领域开展了跨境交易，这为我国的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对外开放，实现境内境外互联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随着未来全球经济中心逐步东移至中国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与之相对应的我国的大宗商品交易所也要抓住机遇，通过境内与境外互联的方式为我国取得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贡献应有的力量。
（四）完善金融科技监管，优化地方结算机构发展
地方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机构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是服务于场外市场的独立第三方登记清算服务机构，主要为大宗商品等场外交易市场提供统一登记开户和资金管理清算等一系列服务。作为联系政府监管部门和交易市场的纽带和桥梁，可以协助政府监管政策在市场层面的落地实施，为政府部门的监管工作提供技术抓手，并承担规范发展场外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社会责任。地方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机构是辅助地方金融监管的重要抓手，是金融监管科技体系构建的积极探索。清算能力是一个地区金融服务能力的重要体现，代表了一个地区金融市场对资金和风险的综合管控能力。地方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机构应积极探索场外衍生品相关业务，寻求业务多元化发展。
（五）改变“小散弱”格局，加速交易场所整合
目前，国内200多家持牌大宗商品交易场所总体上仍呈“小散弱”格局，服务能力不强。同质化现象严重，大部分交易场所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全国各地交易所在项目和品种的规划上没有有效的统一，各种同类交易所层出不穷，而且即使全国不同的交易所之间，所上的品种都雷同。省级人民政府应结合交易场所总体规划制定具体整合方案，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交易场所按类别有序整合，原则上一个类别一家。批设程序完备、股东产业背景强、持续合规经营、盈利模式清晰的交易场所可确定为整合主导方。违法违规问题严重或整改不力的交易场所，应予撤销关闭。缺乏产业背景和物流等配套措施、上线的交易品种与当地产业无关、没有现货基础和有效市场需求的商品类交易场所、应予撤销关闭。合法合规的同类别交易场所，应采取有效措施整合为一家交易场所。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发展的主题。大宗商品交易场所要始终如一地做好“四个坚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定位、坚持严守合规风控底线、坚持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坚持推进行业文化建设。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发展阶段，大宗商品交易场所有信心肩负起新责任、新使命，有能力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的大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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